希望號系列二：海上行動初體驗

文/ 楊丹祺

在希望號上的兩個月，我一共參加了八次海上行動，所謂”海上行動”，大概包括幾個階段：

(1) 偵察目標。用漁船監控系統了解附近海域有哪些船隻，另外，每天固定有至少兩次的直昇機巡邏，光是要在廣大的海洋上發現其他船隻就非易事，更何況是此船隻要從事非法或不正當的捕魚行為。

(2)調查漁船背景資料。發現目標後，記下其船名和編號，藉由”陸上”團隊的協助，查出其有無”前科”、所屬國籍、實際擁有人(有時候這兩者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是謂”權宜輪”，因為某些國籍的漁船享有捕魚優惠，是一種合法但取巧的手段)。

(3)展開溝通。通常是先用無線電與對方溝通項目訴求，再派出小艇遞信，看對方的反應決定接下來的行動。

(4)開始行動。這裡的”行動”可能是：舉標語抗議；用水性顏料在漁船船身寫標語抗議；在漁船身邊”守護”數小時，觀察有無保育類動物上鉤；”護送”漁船離開公海，到領有執照的海域捕魚；將漁船的魚鉤或人工集魚裝置拿走，作為與其談判的籌碼。

(5)事後監控或回應。觀察目標船隻是否按照綠色和平的訴求，不再進行破壞性的漁撈方式；若是我們上述的行動讓對方七竅生煙，趁此再製造另一輪談判機會，或進入到訴訟程序。

船上大約有來自各個國家的35名成員，像是個小聯合國，除了文化交流之外，其實還有”實質”的好處：首先是在涉及法律訴訟的時候，由於公海上是以涉入方的國家法令為依歸，複雜的成員國能增加對方控告的難度；另外是太平洋島國成員的必要性，因為海洋項目的訴求之一是為這些島國/當地社區爭取權益、揭露漁業利益分配不均，來自斐濟的志願者，是媒體曝光的好故事，也增加綠色和平的合理性。

接下來分享我”海上行動初體驗”的過程：有困惑、有擔憂，也是一次對於人性的試探。

這是一個戲劇化而且充滿衝擊的早晨：一早，我們透過直升機發現兩艘台灣籍漁船在公海上進行漁貨轉運的工作，一艘領有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海域的捕魚許可，另一艘只被允許在公海上航行，他們看到綠色和平的直昇機後就分開，項目團隊從攝影師在直升機上拍回的照片判斷他們在進行非法轉運，由領有執照的船在密國捕魚，將漁獲在公海上轉運，藉此逃避密克羅的限額規定。

我們立即採取行動，由我先透過無線電跟船長溝通，告訴他們綠色和平的訴求，並知會將派出小船遞信給他(全程錄音錄影)，這時，船長解釋之所以今早在公海上轉運，是因為冷凍機壞掉了，才請另一艘船載運漁獲，並已通報密國跟台灣當局，堅持自己是正當的。

但項目團隊顯然不這麼想，他們已聽過太多次同樣的理由，在各執一詞的情況下，我們駕著小艇去遞信，並準備舉標語抗議，船長答應停下船等我們拿信，遞信的過程平和。

平和的氣氛倏地消失，因為我們開始舉標語抗議，指責他們是違法捕魚。這時船長當然很生氣，我們又再跟他溝通，說我們拍到了今早轉運的過程，而他堅稱自己已報備，具有正當性，甚至邀我們上船(我們拒絕了，因為這次的原則是不能登船)、留下公司電話，要我們去查證。不過，項目主任的說法是，致電公司並不能得到證明，必須要以密國的回覆為依歸。

在兩方之間，我覺得心理分裂，特別是行動的後半段，在小艇上，一邊暈船，一邊聽船長對綠色和平的指責，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我多麼希望這位台籍船長講的是真的！)

謹記著”遇事勿慌”，撐完我的溝通初體驗。過程中的確感到害怕，船員們拿著相機猛照，想著要是他們公布照片”尋人”怎麼辦，不過，後來我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是翻譯而非項目主任或志工，維持中立心理就比較平衡了。

當天稍晚，密國回覆並沒有發出轉運的許可，並給予綠色和平官方證明。而這艘漁船的確通報了密國主管機關，不過那是在直昇機拍到他們轉運之後。

這天午夜，當我已躺在床上準備睡覺時又被叫醒，因為有艘船直奔我們而來。起因於傍晚時我們取走了一個延繩釣漁船的浮標，並將之固定在希望號上，這艘船是為此而來。機緣巧合，竟又是早上遭遇到的那艘船！經過一番交涉，我半夜又上了小艇歸還浮標，而船長依舊堅持早上的理由，並且越講越生氣。之後我們在小艇上觀察他們的收線作業，持續了大約二、三十分鐘，回到希望號，是凌晨一點的事了。

隔天午飯後舉行了對此行動的總結、說明，原來昨天密國開出的證明(漁船未報備)，是海洋項目史上第一次！以前儘管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太平洋或西非國家)，最後的結果常是：漁船公司賄賂政府，在冗長的等待之後，綠色和平接到政府開出的"已事先報備"的證明，這使得項目團隊要再花時間去對抗各國的賄賂狀況，所以，在此項目中有個策略，是建立太平洋島國的團結，不要被一一擊破。而前一天的事件，對於綠色和平的訴求--禁止在公海上轉運漁獲，是一大支持。

最新公告

2010年6月2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