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楊丹祺
兩個月都生活在希望號上相對侷限的空間裡，隱私無處可落腳，卻也大大增加了成員們交流的機會，這一篇文章將介紹我在船上的”親密夥伴”。
韓國翻譯 Kim
"你們是法律嗎？綠色和平是法律嗎？"韓國漁船的船長質問。
"這事情是超越法律的，他(指著小艇上某成員)來自斐濟、他來自Soloman群島，公海是屬於他們的！" Kim回答。
Kim來自韓國NGO——KFEM (Korean Fe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擔任對韓國漁船的翻譯，我們的工作性質類似，平時也常一起”做功課”，了解海洋項目的背景資料，可說是相處時間最長的夥伴。一次聊到老電影"The Mission"，Kim說”這是第一部使他痛哭的片子，那時候他剛出獄...”
沒錯！”出獄”…認識一個月來，他首次提及此事，當時他大學剛畢業，為了抗議政府和財團的貪污事件，跑到財團的公司裡鎖大門、舉標語，高壓的政府判了他一年兩個月的刑期。難怪Kim在遭遇韓國漁船時，除了"翻譯"之外，也加入了許多自己的觀點，與對方"答辯"。他甚至希望漁船公司能告綠色和平，讓此議題能在韓國引起討論，已有兩個女兒(堅稱那是”女朋友”)、並對自己年齡保密的他，做事及思考都富有幾許浪漫色彩、理想性。
Kim還有個特殊身分——船上的第二個醫生，運用的是針灸療法。無論是從事體力活的船員、面對電腦的項目團隊，只要有肩頸腰背的痠疼症狀，跟Kim提前約診，保證見效。想像一下，晚飯之後病人在沙發上或坐或臥，病穴上立個七八針放鬆呻吟，好一幅奇妙風景。
Soloman群島的志工 Bala
Bala隸屬於綠色和平澳洲辦公室，在家鄉Solomon群島工作，他為我開啟了對森林項目嶄新的認識，他所參與的計畫分工是這樣的：在Solomon群島跟斐濟支持由社區管理的伐木業，雪梨辦公室負責搭起顧客與原料的橋樑，找到”市場”進而使當地生計獲得保障，並推動政策改變。不只綠色和平，這些在當地進行各種計畫的NGOs(也有台灣的力量投入農耕資源)，影響力大到能跟政府平起平坐，要求他們投入更多資源到偏遠社區。我很驚訝也欣慰綠色和平能做到這麼草根的地步。
一次跟Bala在直昇機平台看星星的時候(現在看來真是”奢侈”的消遣)，我很坦誠地跟他說了對項目、行動的看法(質疑”行動”的文化敏感度、程序不公義等)，而他竟也有同感，特別是對於”項目決策者”與”島國民眾的聲音”之間的落差、”代言”的問題，感受深刻。
由於他來自太平洋島國，幾乎每次舉標語都讓他參與，儘管有時不認同行動本身，但只要他想到更大的項目目標，還是會”照舉不誤”。這樣的他，不能將真實的想法顯露到媒體宣傳的部落格專訪中，只有偶然的星夜心語能體現。
媒體推廣負責人Arthur
甫離開工作了七、八年的綠色和平東南亞辦公室，Arthur自己開起媒體公司、當自由撰稿人。儘管有多年的記者經驗，他卻是在綠色和平工作期間，才認真地拍起新聞攝影("也許是跟許多優秀攝影師共事的結果"，他說)。他現在會接路透社的案子、透過網路經紀公司賣自己的照片，而帶他"入行"的攝影師，之前還獲得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當時發出的新聞在國際媒體上幾乎沒有斬獲，可能在時間上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倒數重疊，倒是在澳洲、太平洋島國這邊表現很好，台灣漁船的新聞上了斐濟時報頭版。雖然Arthur煩惱着國際媒體的推展困境，但他認為在太平洋島國的媒體曝光，才是真正能影響民意與官員意見，讓他們在政治談判和漁業會議中堅持立場。
提到整個航程的設計，以他"媒體人"的角度來看，途中的停留點應該增加，增加更換工作人員/隨行媒體的機會，讓更多人把希望號正在經歷的事情報導出去，，而非每隔一個月才靠岸。
我跟他表示，綠色和平東南亞辦公室的行動總是跟當地文化緊扣相連，是中國辦公室很讚賞的一點，而他說這樣做有利於吸引眼球、在國際媒體中曝光，因為在視覺上"有異國情調"。這就像北京的行動中強調永定門、地壇公園的歷史意義，我希望除了跟"地點"產生關聯，未來也能往結合"習俗、人情"的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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