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文/王牧農/綠色和平國際和東亞
圖|影片/綠色和平國際

準確的計算，一年三個月前冷颼颼風吹雨打的某個星期六一大透早，我抓著一張阿姆斯特丹地圖，從城的邊緣打哈欠睡眼惺松地採著郁分過戶給我的鐵馬，找路到城北 方河岸邊的一棟亮眼新建築。當時上班沒幾天，連同事長相和名字都湊不起來，在影印室不經意聽到一些模糊面孔談到一個森林項目行動，於是隔日便加入雨林紅猩 猩抗議雀巢快閃行動…..

今天一大早，正夏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冷颼颼，飄著微微刺骨的雨，倒數在綠色和平國際的日子不到七天，專注準備說再 見和打包離開的心情上上下下，跟自己反覆討論到底要不要冒雨參加另一個脫衣快閃，想了幾下，不參加可惜，畢竟這水污染行動為為期一年半的印染業水污染畫下 收成點，算是我加入這研究工作為期最長也是最累的項目，這一條長長的路，好像終於走向光。





綠色和平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確認這些品牌與位於寧波的「雅戈爾紡織工業城」，及位於中山的「中山國泰染整有限公司」屬供應商關係。並將在此兩處工廠 區內所抽取8項，證實屬於該工廠排污口的污水及沉積物樣本，送到英國獨立實驗室檢驗，結果全部驗出含多種有毒有害物質，包括環境激素壬基酚（NP）、全氟 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
這些物質會長期累積在環境中，並會隨著污染的水源及食物鏈等傳播。它們對人類影響亦極大，包括干擾生物的內分泌，對生殖系統有害，並對免疫系統和肝 臟有影響。研究表明，這些物質即使排放極少量到環境，也極具危害性。歐盟、美國及相關國際公約已對這些有毒有害物質進行管制，而且全球全氟辛烷磺酸 （PFOS）和壬基酚（NP）的使用正在逐漸減少，但在中國及香港並未有任何使用及排放的管制，中國的年產量在2003-2006年短短三年間更上升4 倍。
綠色和平專案主任丘梓蕙說：「Adidas及Nike等品牌，公開對消費者承諾會保護環境，卻縱容供應商，排放對人體和環境有害的化學物質到中國的 江河，根本沒有負上企業社會責任。」事實上，品牌並沒有推出針對生產商的全面化學品管理政策，只針對產品含有某些化學品設定規限，而沒有監管任何類型化學 品的環境排放。
綠色和平要求Adidas、Nike及李寧牌，作為國內外運動服裝的領導者，必須公開承諾在生產過程及產品中逐步並最終完全淘汰使用有毒有害物質，制定有明確時間表的行動計劃，以預防性原則建立有系統的化學品管理制度，並公開有毒有害物質使用和排放的資訊。
丘梓蕙補充說：「Adidas、Nike及李寧牌等行業巨頭對整個服裝行業，能夠起主導作用，完全有能力改變整條生產鏈，帶動整個行業消除使用有毒有害物質。」

今天的行動，為在這的豐富辛苦工作暴量的日子畫下一個美好的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oquFNdlamA

文/ 綠色和平
編譯/王牧農
圖/綠色和平

芭比娃娃：毀林兇手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最新調查揭露，全球著名玩具品牌「芭比」成為了破壞熱帶雨林的幫兇。
綠色和平的紙張檢測顯示，芭比的包裝用紙來自印尼熱帶雨林。綠色和平在印尼進行實地調查，並 通過地圖和調查供應鏈等方式證實了製造芭比的母公司----美泰（Mattel），以及其他的玩具公司，包括著名的迪士尼（Disney）、孩之寶 （Hasbro）、樂高（ LEGO）均從金光集團旗下公司亞洲漿紙採購紙漿木材。這些品牌玩具的包裝中含有印尼熱帶雨林的木纖維，他們與亞洲漿紙之間的聯繫也已獲得綠色和 平調查人員的確認。
印尼的熱帶雨林可能看起來很長的路從辦事處玩具製造商美泰 (Mattel)，在El Segundo的洛杉磯。綠色和平將芭比產品包裝送法醫研究，發現其木材纖維來自印度尼西亞的熱帶雨林。此外，還對印尼雨林進行測繪數據和包裝原料的證書 檢驗，證明芭比娃娃的製造商美泰公司，以及其他玩具公司，如迪斯尼，使用的包裝生產來源為臭名昭著的熱帶雨林摧毀者亞洲漿紙。

印度尼西亞有一個最快的速度破壞森林的世界，根據其政府，超過一百萬公頃的熱帶雨林每年都被清除。雖然政府最近已宣布暫停對森林的轉換，有證據表明這並不 保護四千五百萬公頃的自然森林和泥炭地。不僅將暫停無法停止大量熱帶雨林的破壞，它會阻止印尼實現其低炭發展目標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削減 41％之承諾。

在揭發美泰之餘，我們也呼籲印尼政府提起強有力的措施來保護我們最後剩下的自然森林和泥炭地 - 包括那些在現有的伐木特許權。政府應遵循此與檢討現有的優惠，以確定它們是否符合被授予印度尼西亞法律給予的現有優惠。

美泰必須停止只用來自印尼脆弱生態之熱帶雨林木材，停止購買亞洲紙漿的木材紙漿。芭比，你在聽嗎？

芭比包裝紙漿來源和亞洲紙漿毀林地圖及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en /campaigns/forests/asia-pacific/sinar-mas-under-investigation/




義大利: 為反核硬起來

圖／綠色和平在義大利盃足球賽展開反核標語攻勢

過去這週意大利人民投票四個公投，其中之一是關於生產核能在意大利。答案已經很清楚：幾乎 57％的意大利人去投票，其中絕大多數，幾乎是 95％，選擇了無核能的未來。

貝盧斯科尼的意大利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在一片瘋狂今天卻有沒有核武器的理智。人們要求和人民的發言：意大利應該有一個無核電的未來。

在車諾堡核災難二十五年後，近期短短三個月以來的地震和海嘯肆虐在福島核設施，意大利，破天荒但創先列地成為繼德國和瑞士之第三國，將核電排除在他們未來的能源之外，因為福島核電廠爆炸再次提醒我們危險並且無法清除的核能災難。

以上核爆和核能危機歷史世界告訴了我們，該是將致命核能被棄在後的時候了，穩步邁向清潔能源，安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未來。

公投或許在當下一般民主社會裡聽起來不算啥，但義大利這場公投之特別在於是幾乎全部國內媒體封鎖四個公投的消息，盼經由新聞封鎖減低公民參與；然而公投結果呈現多數民意要求推動停核電之具體目標。人民，硬起來了．

在過去兩個月綠色和平組織的活動和其他民間社會已經打破沉默，用之於人民的民主權利，排除他們的未來和子孫後代的淺在核能危機所造成的悲慘遭遇，放眼望去車諾堡核爆二十五後的今天，以及福島正在經歷的無法測量和數萬年都無法清理的污染悲劇。

轉回我們的台灣，應該為人民謀福祉的國會，投票通過核四建廠預算，為了不成為下個福島，我們，是不是該站起來了?!

完整video請參見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en/news/Blogs/makingwaves/whats-crazier-than-hanging-above-a-football-s/blog/35063

終點．回顧．起點—菲律賓一年半實習感想(下)

3. 國際志工的角色

對服務單位來說，國際志工到底是什麼角色？扮演什麼樣的功能？答案須仰賴志工、服務單位以及浩然三方事前的溝通和合作過程中的磨和及調整。服務單位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因應志工的學習需求，是彼此合作能否順利的關鍵；如果服務單位沒有好好規劃志工實際負責的工作內容以及督導制度，志工的角色就會變成人人皆可使喚的打雜跑腿。

以我在Focus的經驗為例，報到幾個禮拜後我和直屬主管Joy第一次開會，和她討論了工作計畫，確定我主要的工作是協助Alternative Regionalism programme，但並沒有定出實際的工作產出目標，例如論文、報告或者是簡報。此外，我也須機動協助辦公室的其他事務，例如擔任活動的攝影記錄。因為Joy時常到國外開會，我們很少有機會面對面溝通工作的情況，而剛開始的幾次meeting發現她交代的工作跟上一次講的有所出入。在Focus服務的前半年，大部分做的事是協助辦公室製作海報、編輯活動手冊以及攝影。雖然這些工作並不是當初來Focus的目的，但因為自己有這方面的專長，也希望可以幫上辦公室的忙，所以剛開始會主動協助。但是這些工作後來就順理成章變成我的職責，同事們有需要就會來找我幫忙，甚至一年半合約到期前，Focus向我提出的再續半年約的計畫當中，條件之一就是調整工作內容，專職活動宣傳物設計以及活動影像記錄。但這並非我的興趣，而這也是我選擇離開Focus的原因之一。

尊重和包容是難題

對於國際志工和服務單位彼此，尊重是合作順利最基本的要求，但也最難達到。對於文化差異的學習、體諒和包容應該是雙向的，雙方都需要有開放的心胸和對磨合過程的耐心。

以我在Focus的經驗，彼此文化和工作方式的磨合是合作能否順暢的關鍵；剛開始的時候，做人可能比做事還要重要，相處愉快較容易帶來合作愉快。我來自同事們印象中的富裕國家，又領著一份在當地算高薪的津貼，因此偶爾會有同事拿我的津貼作文章，起鬨著要我請客。剛開始我以一笑置之的態度回應同事的”玩笑話”，請客就偶一為之。

浩然這個計畫少則半年，多則一年甚至兩年，我想每個志工決定參加計畫前都需要下很大的決心，暫時擱下故鄉的家庭和工作，到一個陌生的異國環境當中生活和學習，挑戰不可謂不大。而這也是國際志工的美好之處：讓人得以開闊眼界、增長見識以及對自己生長的土地以及未來的生涯規劃有另一個觀看的角度。浩然也是知道這一點，所以給予國際志工足夠的生活津貼，讓我們得以在國外專心學習。但服務單位的同事一再拿國外志工的津貼來作文章，是極不尊重的行為。

語言也是另一個雙方都需尊重的差異。當初菲律賓Focus的徵選條件，語言要求就只有英文。在Focus辦公室的日常工作中，雖然所有的文書幾乎都是英文，但溝通上則是菲語多於英語。當國際志工不在場時，用同事們掌握的最好的菲語來溝通合情合理；但當辦公室招開工作會議，國際志工在場時，就應該是以英文進行，這是基本的尊重。根據我的經驗，和Focus開會時常常一開始是講英文，後來菲語的比例越來越多，到最後我是完全的lost in translation，而我有時候還被指派做會議記錄，真是莫名其妙。剛開始我覺得是我應該學習當地的語言，但再仔細思考過後，我認為既然對國際志工的徵選語言條件只有英文，而Focus也願意跟浩然配合接待國外的志工，Focus就應該要有對語言差異的敏感和包容。當然志工能學些菲語，對於人際溝通和日常生活一定會有幫助，但這不是志工的義務和工作要求，在短短的一年半載裡，盡力去接觸和觀察菲國社會運動的脈動才是主要任務，抱著先把語言學好再來了解當地反而是本末導致的想法。

脫序不公的工作表現評估

今年一月，Focus針對我和香港的夥伴進行了工作表現評估，提出了我們需要改進的事項。當時主管表示，四月底之前會再有一次評估，結果將決定我們的去留，亦即我是否能夠再續半年約，以及香港的夥伴是否能再繼續後半年的合約。即使我們曾經詢問主管確切的評估日期，以便能有較充足的時間為之後做準備，但總得不到確定的答案。於是我們一直等到了四月十八日，也就是半年合約到期前的一個多禮拜，才終於等到評估會議。結果是Focus願意再跟我續約半年，但工作內容須做調整(如前所述)。至於香港的夥伴，Focus表示辦公室交代的任務她都有達成，但因為她「不融入辦公室文化」，所以決定不繼續與她合作。

「不融入辦公室文化」這個理由很主觀和模稜兩可。何謂融入辦公室文化？如果是指Focus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反對跨國企業掠奪式的壟斷經營等價值理念，那麼我看不出香港夥伴與Focus有衝突的地方。如果是指與同事之間的相處，我認為Focus應該尊重個人個性的差異，不是人人都長袖善舞、喜歡交際的。剛開始我們兩個國外志工也會加入同事的午餐和下午茶聚會，但聊天每每用我們聽不懂的菲語進行，或者話題圍繞著風花雪月和八卦，參加過幾次後，實在是興味索然，還不如兩個人自己吃，吃完趕快回辦公室。而每次Focus參加了某個記者會或遊行等活動，當其他同事因公因私無法出席時，我們兩個是固定的Focus代表。對活動本身雖然沒有什麼積極的貢獻，但至少與運動網絡的其他組織成員出現在現場，展現solidarity，我覺得這比參與同事的午餐聚會有意義多了。「不融入辦公室文化」這樣的論斷是極為主觀的認定，國外志工來自異文化的這個事實又似是而非的加深了主觀認定的合理性，但以此作為將志工辭退的理由，除了讓當事人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委屈和不平之外，沒有任何的義理根基。

個人認為除非志工犯了嚴重的過錯，或者根本價值理念和服務單位有嚴重落差，不然還是應該遵守志工和浩然所簽訂的一年合約。至於磨合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應該增加彼此的溝通，並可藉由調整工作內容的方式，讓志工和服務單位能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式。畢竟浩然的國際志願者計畫，合作的組織都不是唯利至上的營利企業，計畫的精神是在志願服務和學習；如果Focus覺得志工不適合就馬上請人走路，而不是給彼此再多一些時間尋求解決之道，這只是便宜行事罷了，並沒有針對國際志工和服務單位之間磨合的問題想辦法改善。

另外，在整個工作表現評估過程中我們並沒有得到明確的時間行程，Focus一直到半年合約到期前一個多禮拜才舉行評估會，且在會前早已作出我們去留的決定，但並未告知我們。 Focus並沒有考量到如果我們沒繼續待在Focus，不管是找工作和準備回國的事項，都需要時間的緩衝(例如房屋租約通常是一年，提早結束合約必須於一個月前通知房東，否則無法拿回押金)。針對這點，我在評估會議中向同事們提出，但主管的反應是Focus並沒有違反任何合約的規定，並指控我因私人因素才提出質疑。

我不認同Focus聲稱一切依約行事(事實上香港夥伴和浩然是簽一年的合約)，而且論情論理，這該當是一個NGO對待其實習生的方式嗎？對照Focus所作的勞工權益倡議，更是諷刺。而Focus以志工「不融入辦公室文化」這種主觀、模稜兩可的理由臨時要志工打包回家，不公平也不正義。

我認為浩然的國際志願者計畫要能長遠的走下去，除了仰賴保障志工、浩然、服務單位三方權益的合約規定以外，還需要彼此的互信和諒解。當初一年合約到期後選擇留下是為了希望和可能性；一年半後選擇離開，是因為看清了ㄧ些NGO的迷思，而主要原因是深感不被尊重。

4. 起點

回到台灣已一個多月，身心漸漸適應回家後的生活。以前人在海外，因為距離的過濾，反而能以清澈的眼光和寬廣的角度來看待台灣發生的種種。如今人在台灣，一切事情赤裸裸地就在腳下的土地搬演，眼前耳邊的聲音直接地衝擊著離家已有一些時日的腦袋：電視新聞還是一樣的閉鎖和無聊、不管任何議題還是很容易的陷入藍綠的二元分立、身邊頓時失去了對象可以談論此刻正在遙遠國度發生的事件對於世界的影響和意義……我關心台灣，但也害怕自己被現實生活所拖而失去了觀看世界的興趣和心力。唯有時時警惕自己：「勿忘初衷」，不管在國外還是國內，盡力去為自己的家庭、所在的社區乃至於整個國家社會和世界做一些事情。唯有大家都盡一己之力，一點一滴的積聚能量，才能使那個夢想中更公平、正義、清淨、祥和、溫暖的世界成真。

回顧過往，菲律賓一年半的生活如今都已化成養分，幫助我在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茁壯。心思及此，也就感受到了一份踏實和力量。

終點．回顧．起點—菲律賓一年半實習感想(上)

五月三日，我坐上華航馬尼拉-高雄的班機，依著同樣的路徑，回到台灣這塊土地。從正值炎夏的馬尼拉回到初夏的高雄，空氣中少了許多污濁和煩躁，皮膚不再感到難耐的粘膩，空間環境轉換了，但心思情緒卻是來來回回，穿梭於當下以及過去這一年半在菲律賓的日子。

回家，也是回顧的開始。

1. 初衷

當初在英國完成碩士學位後，選擇Focus菲律賓作為實習地點，除了因為對Focus工作的項目有興趣，還希望可以回到亞洲。因為之前在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實習和旅行的經驗，讓我對這塊與台灣咫尺之遙的土地感到興趣，也有感於台灣上下對於東南亞的忽略、漠視甚至歧視，希望實習完成後能將學習到的知識和經驗帶回台灣，為促進雙邊的了解盡微薄之力。

菲律賓是我從未到過的國度，對其歷史文化和政經情勢的了解也極其有限。出發前，我並沒有對接下來的一年(後來延長到一年半)設立特定的學習目標，只期望自己能用寬廣的心胸和敏銳的觀察，來認識和記錄菲國的種種。

關於菲國政經和社會的觀察，可參考我和另一位國際志工的月報告。我想直接切入對於工作單位的觀察，這對之後參加浩然國際志願者計畫的朋友可能更具參考價值。

2. 工作單位觀察與省思

關於Focus的工作內容和運作狀況，我已經在第一年的結案報告中提過，在此僅做補充以及增添一些觀察的心得。

「與窮人同在」的迷思

作為國際性的NGO，Focus除了關注全球性的議題，如氣候正義，也著力於亞洲的區域性議題，例如湄公河流域的開發。此外，Focus還有泰國、印度、菲律賓和中國四個國家項目，除中國尚未有駐地辦公室，其餘三個國家皆有駐點。各國辦公室監督掌握各議題在國內的發展，並將全球性、區域性的論述介紹給當地的公民社會。Focus是政策研究和倡議導向的智庫型NGO，辦公室又在首都馬尼拉，因此缺少在草根層級動員和網絡連結的能力。為了彌補與草根連結上的困難，Focus與各地的草根組織合作，希望可藉由他們獲得來自最基層的聲音和動態。誠如Focus Philippines總監Joy Chavez所說，Focus提供了菲國CSO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議題交流和討論的平台。

在這個背景下，Focus的自我定位並非草根組織，但又期望本身能夠貼近體察菲國底層貧苦農漁民、勞工、婦女等團體的實際困境和需求，因此正策劃另一個工作項目—Standing with the Poor(SWP，與窮人同在)。SWP做為跨議題的平台，用以調研氣候、貿易、公共資源(commons)、民主、和平等議題對窮人的衝擊，並提出政策倡議。成立這個平台的立意甚佳，但我對於SWP執行過程的某些部份並不認同。

為了集思廣益理清SWP的方向和執行計畫，辦公室辦了兩天一夜的Staff Retreat，希望大家能抽離辦公室，在一個比較輕鬆安靜的環境裡共同激盪出一些想法。很多NGO都會辦Staff Retreat，如果能促進討論和增加效率，運用一些組織的資源舉辦這樣的活動並無不妥。但是Focus邀請了員工攜眷參加，包了兩台廂型車，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到離馬尼拉兩個小時車程的火山湖濱高級渡假村開這次的會議。對照討論的主題Standing with the Poor，恰是一種諷刺。當我們批評WTO、World Bank、IMF、G8這些全球政經權貴集團在高級飯店吃美食、飲佳釀討論全球糧食危機、貧富差距時，Focus這樣的行為又該如何解釋？在兩天會議結束前，我對這樣的弔詭提出了我的不安，但最後辦公室的結論是我們有把事情做好才是重點，至於花錢這件事，”We should not feel guilty.”

Focus是一個發起於、立基於全球南方的國際NGO，加上創辦人Walden Bello個人在國際反全球化運動中的聲望，因此在爭取國際資源和捐款這方面是佔有優勢的。某個朋友在Jubilee South(提倡消除窮國外債以及經濟正義的全球網絡)的澳洲夥伴機構工作，他向我表示由於國際捐款者傾向將資源投在發展中國家，他們這些在已發達國家的NGO募款困難，營運上捉襟見肘，他個人就是領一個人的薪水，負責1.5人的業務。Focus不必要為募款充裕而guilty，但在一個全國人口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還有許多在基層為貧困人民服務的草根組織面臨斷炊的時候，Focus應該採取更高的標準，嚴格規管資金的運用。不然只是讓Standing with the Poor聽起來像是一句偽善的口號罷了！

此外，在我參加的幾次遊行中，我觀察到Focus的行事風格與一同參與活動的其他組織相比顯得突兀。當其他團體坐最大眾化的交通工具Jeepney到遊行集合地點時，我們卻是乘著冷氣廂型車加入群眾。這些被動員而來的媽媽小孩和年輕人們，手裡拿著訴求標語，跟隨著遊行組織者的口號吶喊，他們參與活動的代價是一個免費的飯盒。群眾解散後，Focus的人照例到餐廳用餐，辦公室出錢慰勞大家的辛苦，吃一頓飯的錢可以買好幾個飯盒。Focus不是草根組織，資源跟許多小組織比較也充足許多，但正因如此Focus的成員應該時時提醒自己所有的資源除了來自於國際社運界對於Focus工作成果的肯定，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Focus「來自全球南方組織」的身分，亦即身處於一個全國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國際社會援助的重點國家。既然資源因為身處的環境而來，對於周遭的窮人，Focus除了關心，應該多一分謹慎和體貼。 Standing with the Poor是組織對自身的期許和行事要求，不該流於自我感覺良好的口號。

另一個我覺得有待商榷的現象是有些同事因為開會、受訓、考察三天兩頭出差，一個月出國一兩次算是正常。我寧願相信他們出差時都是努力公幹，務求達成任務。但是有同事全球各地的會議幾乎無役不與，穿梭於玻利維亞、荷蘭、印度、葡萄牙…….等會場，即使負責的是全球議題，是否有需要時常出國開會？長途飛行勢必累積不少碳足跡，這和Focus對於氣候變遷的倡議是否背道而馳？也有同事常常出差併休假，開會後順道留在當地飽覽風光。跟據其他NGO的朋友表示，出差併休假不是不可以，但偶一為之，而且機票的價差是要自費的。Focus有足夠的資源提供員工到國外參加會議，偶爾也將資源分享給資金較短缺的組織，贊助其成員出國開會，這絕非壞事。但珍貴的資源是否有被個人濫用，Focus必須正視且嚴格的管制。根據曾與菲國社運人士接觸的朋友的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待遇和福利在菲國算不錯，尤其是國際性的組織，因此能吸引和留住高學歷人才。但有些NGO從業人員將工作當成個人向社會上層移動的發達工具。尋求個人利益和前途發展無可厚非，也不該以道德評斷對錯，但當個人無法嚴守公私的分界、利用組織的資源為個人尋求利益時，這就有問題了。

獨立路線的堅持

Focus強調本身是個獨立自主、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立場批判、進步的NGO，但卻在去年菲律賓大選時公開的大力支持Walden Bello及其所代表的政黨Akbayan Party (Citizens’ Action Party)，這使得菲國社運圈對Focus所聲稱的獨立性和非黨派不免產生質疑。如前所述，Focus創辦人、現任資深研究員暨董事Walden Bello對Focus的發展和募款貢獻卓著，而其參與Akbayan並成為該黨的眾議會議員也是個人的選擇，Focus不需干涉。但是當Focus在大選中表態支持Walden及Akbayan，而Walden的政黨又和總統候選人Noynoy Aquino的Liberal Party結盟時，是否代表Focus也支持Liberal Party? Noynoy的母親Corazon Aquino其娘家Conjuangco家族是菲國有名的大企業和大地主，而其所控制的Hacienda Luicida的大片土地一直是菲國農業/土地改革社運份子嚴加抨擊的對象。對極力倡議菲國農業/土地改革的Focus來說，因為支持Walden和其所屬的Akbayan，也難免被社運夥伴視為支持Akbayan的聯盟政黨Liberal Party和其總統候選人、家族具有大地主背景的Noynoy Aquino。這對Focus在倡議農業/土地改革的公信力是否造成了損傷？Walden是Focus在國會中的堅實代言人和盟友，Focus所提出的政策建議需要Walden和其他Focus的友好議員在國會中運籌帷幄、倡議推動，但Focus須謹慎拿捏彼此的合作關係，並不需要對Walden以Akbayan眾議員身分所作的言論概括承受，如此才能維持其組織的獨立自主性。

Through the Lens

文/王牧農
摘錄綠色和平/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大紀元

綠色和平特約攝影師盧廣在大連漏油事件中拍攝的一組《戰士之死》照片，獲得當代跨國新聞攝影地位和意義遠重之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第54屆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突發事件新聞組照三等獎。這組在短短幾分鐘內中國大連新港輸油管道爆炸現場儲油罐將石油卸到海港以防連續爆炸，連帶當地消防員工殤意外身亡犧牲畫面，就此永遠定格在歷史上，不斷地提醒人類：化石能源的潛在危機。
事發當天因為中國綠色和平rapid response team的動員下，盧廣提前自身前往現場勘查，本是沿岸走路紀錄油污對當地漁民和生態衝擊，但卻目擊消防人員不性身亡的意外現場。盧先生在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三天的新聞作品介紹時段時表示，當時基於石油污染以及消防員工殤意外新聞敏感度考量，最終經由綠色和平網站發佈新聞，就是秉持紀錄現象，給予無聲的議題、人民，還原真相，發聲。
盧先生多年來行走中國各地，身為一位中國獨立攝影師，紀錄了《關注中國污染》，《艾滋病籠罩的村莊》和《黃河決口，村莊被凍》主要作品多是反映社會熱點、焦點問題如：西部大淘金、吸毒禁毒、小煤窯、艾滋病村、京杭大運河、叁峽、青藏鐵路建設等。
沈甸甸的責任感，盧廣也是漸漸地感受到的。他最初的想法，僅僅是想把照片拍好。
引發了各界關注中國環境發展失衡的問題。無獨有偶，1995年投入寫實攝影工作的中國攝影師盧廣，多年來以一張張令人怵目驚心的照片紀錄， 用盧先生自己的字語：“西方和世界各地人口享用產品之污染遺留中國”，揭露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是以巨大的環境犧牲為代價的，為這個時代定格。
盧廣的攝影主題很多，比如原本透明、清澈的水井、河流與大海，鄰接的污水口卻不斷排出灰色、暗紅色、黃色或褐色，甚至是黑色的液體，污染源正是管線 另一端的工業區。抬頭望向工業區一邊的天空，煙囪排出的廢氣幾乎快要遮住藍天，工廠各種化學廢料堆滿岸邊，鋼鐵廠的污水流入大河，附近海面的不遠處漂浮著 死魚，因為環境污染出生的畸形兒，或皮膚潰爛的人們等。
依據大陸官方統計，目前有超過2億人無法取得乾淨的飲用水；但根據維基百科的數據顯示，至少有7億中國人民的飲用水質低於世界衛生組織訂定的標準。
事實上，2005年中國環保總局的資料就顯示，中國大陸的七大水系，有一半以上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符合飲用水標準。另有數據指出，全中國大陸河流總長度的三分之一處於「高污染」狀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調查發現，中國每年有1.9億人因為水污染而出現健康危機，此外，如果繼續放任空氣污染擴散，15年內中國將有2000萬人罹患呼吸疾病。
盧廣認為地方政府存在許多錯誤的觀念，比如「發展經濟總有污染的，不要大驚小怪」等謬論。他把這幾年來所拍攝到的中國環境污染等照片，通過媒體、互聯網或展覽等，希望讓更多中國人民瞭解真相，包括政府官員們和企業主。
盧廣認為，「揭醜」比「護丑」重要，唯有把「家醜」暴露出來，才能引起世界關注，使
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有機會得到解脫
。
「很高興我的作品能幫助解決水污染問題，我只是盡公民的本分而已……」中國攝影師盧廣是2009年美國 「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紀實攝影大獎」 （W. Eugene Smith Grant in Humanistic Photography）的得主，近年提著照相機踏遍長江一帶，拍攝出一幀幀叫人震撼的照片，希望透過影像改變水污染情况。
盧廣坦言，拍攝這些水污染照片始終帶有批評意味，過程中常遭到地方政府打壓。他特別感謝群眾支持他，村民冒著被抓走的危險掩護他，一心希望盧廣拍好照片，將他們的生活情况透過各種媒介公開，幫助他們脫離困境。
過去幾天隨伴盧先生參與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之三天活動，無論是在綠色和平內部的訪談和發表，還是在大賽現場與他國新聞攝影記者和媒體的訪談過程，盧老師總是很謙虛地表示，身為一個中國獨立攝影師，身為公民，他的志業就是經由鏡頭呈現收害或是受影響之人民和環境生態現象。由此，獲得政府對議題之重視，以達到改善。這次經由工作有幸陪同盧先生參與訪談，協助近距離訪問和影帶後製，為我在現階段的遠距離研究工作開了一扇門窗，聽先生述說種點照片後的故事，多是慘烈，卻也是現實寫照，幫我快枯乾的運動者內涵加了一把火。為此，謝謝盧先生。

以下兩支短訪談影片，一是綠色和平製作，二是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製作，請參考。
因為不熟悉如何 embed 影片，僅提供網址。

Through the Lens: the Dalian Oil Spil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9jhnnebyI

World Press Photo – Interview with Winning Photographers: Lu Guang
http://www.worldpressphoto.org/index.php?option=com_media_gallery&area=showGallery&task=view&id=50&Itemid=56&bandwidth=high


更新啟事:
之前參與研究撰寫的水污染報告今天見世了，完整報告和圖片請進下列網址：
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en/campaigns/toxics/water/hidden-consequences/

北京一隅‧拆事進行曲

作者：張文樺

晚上十點，接到貝科藍圖公司督導的來電，據悉他們經營頗好的一個自行車租賃站點被十多名政府人員強拆，我一驚掛話後便趕緊聯繫一位記者朋友，她讓我致電給24小時新聞熱線的值班人，沒預料到對方冷靜的口吻「喔，被拆遷喔，幾層樓阿，建築是做什麼用的，什麼？租賃公司是什麼租賃公司？不然你叫對方打電話給我說清楚一點…」看值班人的態度，大概是覺得沒什麼報導價值，於是我打電話給辦公室以往負責媒體的同事，不想她手邊只有一位電台主持人的電話，所以我又傳訊給在媒體圈工作的理事以及一位媒體老師，前者替我牽線了下屬在隔日下午做新聞採訪，後者介紹了三位跑現場為主的資深記者。

十一點多，沒有「先利其器」──我的廉價通訊工具待機短、沒有備份電池，斷電後重新充電後要一個小時才能連結上網絡，憤怒手機也無濟於事，只好強迫自己休息，而這一刻閒暇便和曾經做為釘子戶的室友討論，他很專業的說這種突襲式的拆遷都是喝令大批人手來執行，一口氣完成才能讓人措手不及，所以提醒我沒必要去現場，而記者肯定知道拍不了什麼現場畫面。

去年九月無車日期間，自然之友在貝科藍圖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開展公益活動，照片是停車需求頗高的大望站(攝影：王梓，時間為2010年9月)

每每我閱讀到令人傻眼、啼笑皆非的新聞事件，都會忍不住想和大陸的朋友們聊天，比方有一次提到在朋友身上發生的拆遷，結果同桌吃飯的十人竟然有四個人經歷過相似的事情，然後其中一位還說道，離開北京這類議題更棘手更「貓膩」(註)；我總是一邊感嘆著他們的豁達，一邊在他們習以為常的冷靜下，與之客觀的討論社會問題。只有這次，我為了那位熱線值班人和室友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的「小事」不以為然而生氣了，淩晨，在新開的新浪微博上留言：「強拆ing...敲打著鍵盤之刻，大望路的貝科藍圖公共自行車租賃點正被強拆，請別因司空見慣讓政府打壓了法理的判斷，也別被現實強拆了自己的心！」

一個小時後，手機終於可以通話了，我趕緊打電話給貝科藍圖的督導，得知沒有任何記者到場，想了想，我目前所能做的只有自己做記者，請她多拍點現場照片，然後我透過電話採訪，並將內容放上微博和郵件群組，事件大致情況是：「晚上九點左右，其正經營的、停放上百輛自行車的貝科藍圖公共租賃大望路站被地鐵施工方、建外街道辦事處、城管大隊等強行以藍鐵皮包圍住，站點的工作人員被口頭告知三天內需清空所有物；而鐵皮外違規停放的單車已被清運走了，深夜找不到車的女子打110，警方表示雖然不合理但也沒轍。此前，站點內外均無正式公告，城管大隊長向貝科藍圖站點工作人員說，明天會補上公告。」

先解決緊急的事還是重要的事呢？一霎那，我為合作夥伴情誼和自身組織立場之間如何平衡所困惑，也必須現實的考量己力，因為這天是我最後一個工作日，且兩天後就飛回台灣了，工作行事曆的原訂計畫，得將檔案和工作整理做最後確認，是我在自然之友最後一天更重要必須完成的事情和程式。

早上，我一到辦公室就開始求援更多的媒體支援，也嘗試動員項目累積的兩百多位志願者資源以微薄的公民之力發聲，並且和負責公益訴訟的同事碰面溝通了一下，覺得站在組織立場不能僅聽貝科藍圖一面說詞，並且訊息獲取不足，建議一部份邀請媒體來調查報導，另一部份就自然之友是否參與此事件、角色定位、投入人力做靜心評估和決定。

地鐵一號線大望路站A出口，貝科藍圖租賃暨存車站點使用已飽和，不少車輛只能停靠在停車處的外面 (攝影：自然之友志願者，時間為2010年8月)

民眾自律地將自行車整齊的停放在人行道上，此處為地鐵一號線八角遊樂園站的出口外，沒有存車處。(攝影：自然之友志願者，時間為2010年8月)

去年，自然之友完成的北京主要地鐵沿線自行車服務設施的社會調研報告指出， 一號線作為最早開通的線路之一，配套設施很不完善，23處站點所配的停車點僅有21處，八寶山、軍事博物館、木樨地、永安裡等站點都缺乏有規模的停車點，但並不意味著這些地段沒有停車需要，各站附近大量停放自行車就是例證。

考慮到一號線穿過的區域較重要、客流量較大、上方的路面較寬等特點，需要在長安街兩側的出口、上下客較多的站點密集設置停車點的話，1號線停車點的缺口就更大了。

或許對於貝科藍圖而言，最迫切關注的是補償問題，但是我們關注的是民眾該如何停自行車，因為這個站點緊挨著貫穿北京東西城的一號地鐵的大望站，騎自行車轉乘地鐵的通勤者為數不少，而工程少則一年期間，民眾得自行解決這個問題。私下和貝科藍圖的督導聊，她說強拆的理由因自行車租賃站點的位置是將來地鐵14號線的一個出口。

從自身組織的立場，可以將此事分兩方面考慮，一是此事件該不該拆，以公眾利益、是否有替代的可行性方案做討論，這部份或可參與；二是拆的補償金合不合理，這方面建議不參與。最後，自然之友決定參與此事，協調了辦公室負責媒體的同事接續進行。

再隔一天，見北京青年報的內容：「建外街道城建科負責人解釋說，大望路自行車棚所在地將來是地鐵14號線的一個出口，由於是市里的重點工程，加上是長安街沿線道路，因此拆除工作並不是街道能決定的。這位負責人說，這個公共自行車租賃點是奧運會之前，政府希望推動自行車綠色出行做的一個工作，但目前來看，這個工作實際上沒有推動起來。對於市民的存車需求，相關部門也會考慮在地鐵西邊另建一個存車處，相關工作還需具體請示調研，車棚的拆除工作會等公眾陸續將自行車取走後開始。」

註：貓膩是北京土話，原意為貓的習性喜歡用碎屑或貓砂覆蓋住自己的屎尿，象形的說明一些見不得光、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的黑箱操作，有興趣可以詳讀百度的解釋http://baike.baidu.com/view/59620.htm

四月工作報告

上兩圖：參與街頭調研的志願者

圖，文：陳婉寧 北京自然之友志願者

三月底到四月低碳家庭項目同時啟動多項系列活動。一是面向自然之友外地會員小組聯動進行「市民家庭用電資源狀況認知及階梯電價政策調查」，調查的困難度和期間遭遇的種種狀況，可以初步整理如下。北京地區由於人口高達兩千六百萬人，加以整座城市的覆蓋及流動人口、外來人口佔有一定比例，這也關係到電力能源政策如何更公平、更友善環境地定價及受民眾使用。此調研同步於北京、上海、武漢、鄭州、廈門、南京進行，每座城市必須至少完成800份有效問卷為最低樣本數。就北京動員志願者培訓及調研進行至今的現況來看，可以簡單梳理如下：就北京地區帶領志願者做現地調研時，可以發現普遍民眾在面對公共事務議題事時，我們得到的更大比例回應總是：「這是國家的事，咱們民眾沒什麼力量去說…。」「政府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像我們這老百姓能左右政府什麼？」「你們做這種調研一點用也沒有，政府要搞的他還是會照他的意思去搞…。」即便是有那樣少數民眾積極地表達意見，媒合教育水平來看，還是侷限於有受過較高等教育者對公共事務反應較積極。這樣令人灰心的回應時間一長後，不免也讓調查方（自然之友及志願者）們感到無力，甚至是想要在一問一答過程中，更能迂迴些去刺激公民對社會事務（電價政策、民生用電、能源利用和環境信息公開的關係）的想像，而不是處於被動、冷漠的態勢。當然在調研完成後需圖表設計與輔助文字、數字說話的相關調研分享，設計不同理解層次的成果分享模式及內容。

外地會員小組的調研情況又更複雜了。到外地城市更能夠體現自然之友在組織管理上的欠缺及薄弱。各地小組組織協調能力有強有弱，又因為關注環境議題各有所好，更難解的是各小組內微妙政治關係（正所謂事在人為…）關乎到外地行動能否成功、能否累積經驗傳承、能否透過組織行動訓練外地會員小組之工作能力、籌資能力、內部討論工作氛圍，而不是一個個碎裂分化的個人會員。有系統規模的會員小組培訓及規劃發展、參與北京辦公室議題的能動性和機制都有所匱乏。老話一句：終究是公民社會意識及思想遠不及所謂中國對GDP的追求發展，這還有漫漫長路可走。

上圖：入戶以照度計檢測室內光度是否充足。用以瞭解居家採光如何設計？使用多少瓦的節能登或LED燈最符合民眾生活習慣及依數據來作家中光源的適當安排。

下圖：北京居家普遍出現的衛浴潮濕問題。一來生活品質不佳，二來衛浴通風潮濕意易造成浴室燈具進水氣耗損使用壽命，間接提升能耗。

同樣的公民冷感，也巧妙地反映在空間規劃上。在「宜居要好房，好房要節能」的活動中，走訪25家戶後累積整理北京市民普遍之空間耗能的問題。活動設計其實是一長線的能源教育並動手DIY改造耗能空間過程。其實從居家品牌的市場分佈可以看得出來：IKEA在北京僅有一家店面，但週間週末一樣人潮洶湧，對喜好居家設計的民眾幾乎就是首選；IKEA北京店也不提供現場裝修技術服務；反觀在北京有多家門店的B＆Q卻顯得乏人問津，自己動手DIY的風氣尚未盛行，根據實際觀察店家的店員實在都閒得可以，詢問其他建材裝飾業和接觸民眾也發現：倡導低碳裝修的公司行號不少，開發低碳材料或產品，更大的目的是做銷售。在對接居家建築能耗排放降低，和除去技巧知識面上以外，自然之友想更著力的是挖掘出一群人（25戶家戶），一群對環保議題關注且願意身體力行、從改善自身居家空間降地能耗但提升品質的整合實踐。現在所有不管裝修裝飾業、環保行業、節能產品開發業、空間設計師…等，都還處於彼此分裂和非科際整合的狀態。考察過後發現絕大多數的居家能耗問題都可以透過簡單經濟的改善手法達成降低居家能耗，期待這樣挖掘低碳家戶社群及過程中散發的影響力能夠有漣漪效應。

下圖：造訪家戶討論居家能耗如何進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