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綠色和平/丹尼爾斯蒙思
編譯/王牧農
圖/綠色和平
早在2001年12月17日上午，一群行動者侵入澳大利亞唯一的核子反應爐，也就是為在盧卡斯高地的核電廠圍牆內。該工廠的經營者，澳大利亞核科學與技術組織（ANSTO），在911恐怖襲擊後已宣布，該核子反應爐周圍設施的安全保護已經升級，為的就是讓當地市民放心，因為 ANSTO當時正在為建設該地的第二個反應器之申請准許證過程中。
當天兩組抵行動者達現場。第一組由圍欄後方進入場內，第二組徘徊大門，在無被值班警衛阻止下進入。一旦進入安全區，他們停下來後觀察一下，並在他們裝模作樣的放射性廢料桶衣服上切割了一個好玩的圖樣。與此同時，第一組行動者已爬上場內其中的一個建築物，並在建築物上方揚起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核能不安全！“
如同許多綠色和平組織的直接行動，這一個對抗性的行為，通過一個簡單和引人注目的意象，傳達給公眾一個重要的信息。如同其他的綠色和平組織的行動，當行動結束時，警察趕到現場，已侵入理由搜捕這四十六位行動者。
法律應如何處理“非暴力直接行動”，其旨在提高公共議題辯論的水平，但行動內容涉及違反法律？對那些反動傾向，違法就是違法，他們認為執法和司法機制不應該對“自以為是”的行為鬆手腕。從目前的綠色和平網站的公共評論來看，有些人甚至認為逮捕就為證據確鑿因此有罪，忘記了，有位風趣人士為這情況繞個俏皮口令，說“被逮捕並不違法。然而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是：打破法律就是非法行為嗎？
公民不服從，非暴力的公民直接行動在民主章程上擁有悠久的光榮歷史。因為它通常是經由公眾的意識促使人民自主性地為自由採取風險而行動。然而公民不服從的活動經常面臨大眾的蔑視，而直到後期才逐漸獲得公義的認同。公民意識的成熟，往往部分是由公民行動的展開而激起公共辯。公民不服從的最經典例子之一，為美國阿拉巴馬州的非裔女孩羅莎帕克斯，拒絕因為種族政策，拒絕放棄自己在巴士上的座位，以騰出空間給一個白人乘客。在當時許多右派的人認為這是一個違法並可以被逮捕的行為。但她的行為在公共記憶裡象徵勇敢，並在當下引發現代民權運動。
積極分子是否可因為他們的信息的重要性而享有違法的權利？不，當然不是。讓公民不服從最引人注目的是，行動者個人的勇氣跟隨他或她的良心，超過了法律，然後在行動後，將自己投回社會的判斷，由社會判定違法的理由是否合理化，並接受法律的後果和制裁。
綠色和平組織兩個日本行動精神者鈴木徹和佐藤純一，在2008年進入了一個郵件站攔截一箱日本捕鯨船隊偽裝成個人行李而走私的鯨魚肉。被捕鯨船隊船員標記為內物含“紙板”的包裹，實為高等級鯨魚肉，證實了內部舉報的謠言，證實該船船員以日本科學研究'副產品'名義將鯨魚肉賣至商店和餐館，謀取私利，顯然默許收到這杯羹的官員分享自己的戰利品。
佐藤和鈴木的調查暴露了痛苦的醜聞，引起了業界的強烈和日本激情的的民族主義的指控。他們的行為讓他們遭受社會唾棄，挑起政治動機的指控，被控告為盜竊和非法侵入。但在為期兩年多的司法過程，佐藤和鈴木承認所有事實方面的指控，但虛心和仔細地解釋的這個公民行動背景原因和理由，逐漸地扭轉公眾的看法。甚至連主流媒體也開始質疑昔日神聖不可侵犯的捕鯨計劃是否合理。雖然這兩位行動者在去年九月被定罪12個月緩刑，日本漁業官方組織最近承認並道歉，這醜聞的部分事實，讓人期望這項發展可在上訴時減刑。
示威者和活動家良心不應該期望他們的豁免權的法律突破。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動機和他們的貢獻作出的公開辯論應該被忽視。在某些情況下，看到法律被挑戰所象徵的社會意義，遠超過維持法律的本質。
綠色和平行動者於昨晚(一月二十三日)及今日上午(一月二十四日)首次在台灣進行海上行動，向停靠於高雄港一艘名為「隆運號」的非法冷凍運搬船投射影像、展開標語並 將自己鎖在船錙上阻止「隆運號」出海離開高雄港。綠色和平要求漁業署調查非法運作漁船，停止其繼續破壞海洋的行為；讓台灣漁業及海洋永續發展，支持國際海 洋保育方案。
向這些勇敢通過公民不服從行動，將公共議題挑起在肩以喚醒遲鈍公共意識的行動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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