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薇
圖1 2010年7月中香港媒体批漏「大浪西灣事件」，大浪西灣被喻為香港最美麗的沙灘，灣內一幅私人土地被揭發有推土機未經許可入內大興土木，觸發六萬多巿民在網上聲討。長春社、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等環保團體聯合發表記者會，要求相關單位行使公權，7月22日業主受壓停工，7月28日環境局、發展局發表相關回應。
出處：星島日報資料圖片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728/3/jel6.html
前陣子讀了兩本書「凝聚力量—香港非政府機構發展軌跡(呂大樂,2010)」及「走向公民社會—中港的經驗與挑戰(陳健民,2010)」，延續上個月摘譯香港環保界第三部門的報告，這個月想提出一些補充與個人觀察。
磨難
香港自19世紀開埠以來，殖民者的目光多在經濟與軍事的穩固，民生困頓，除少數海外宗教團體外，漢人必須自力更生，1869年開始籌辦東華醫院，扮演極重要的華人社團功能，除了醫療、社會服務外，甚至具有調解糾紛、代表華人言論的角色。20世紀後最初出現的民間社團，有同鄉組織、慈善團體、工商會，以及康樂性社團(如1904年成立的華人足球會)，華人社團的湧現代表華人領袖的出頭，其中包括香港華人青年會(1901)、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1920) 、扶輪社(1930)，及小童群益會(1935)。1920年代之後，殖民政府終於無法不回應日益嚴重的童工問題，然而就資料顯示，香港的社會服務基礎，主要由民間志願團體組成。
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人口急劇增長為香港社會造成無比壓力，戰後重建的緊促資源，需於短時間內滿足房屋、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可見1950年代有多麼困頓，這時期多以宗教系統成立了不同的社會救助團體，其中以1947年正式登記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為主要的救濟福利工作的服務機構，並於戰後極力解決大眾的住屋問題，爭取公私部門資助興建廉價屋宇，並於期間催生了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1948)、香港復康會(1959)及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社聯一方面邀請社會服務組織加入會員，一方面與政府合作，取得八個社會福利相關部門列席作觀察員，方便取得政府的即時資訊，1950年代社聯亦開始向公眾傳達志願機構的各項訊息 。有關香港社會發展和政治施政的分析，皆以1966、1967年動亂為重要的標記，動亂將市民對於生活的需求與不滿爆發為迫切的政治社會課題，迫使當局者必須做出回應。1971年麥理浩出任港督，開啟了一段社會改革的黃金時期 ，開始加強建設、改善殖民政府與漢人社會的關係，這十年間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有顯著的增長。
互助
60年代香港獲美英政府資助於多處社區中心，其功能主要為社會互助的活動，這些社區組織及發展工作，讓社會中下層民眾首次見識到如何組織對外、自主爭取權益，因此70年代逐漸浮出各種基於社區需求的集體行動，當年殖民政府甚至成立「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Pressure Groups)」進行嚴密觀察，並深入街坊推動政府可掌控的互助委員會計劃。殖民政府既想利用社區參與，又怕社區組織演變為反抗政府的力量，因此社區發展計畫集合了殖民政府控制社會的政治手段，以及福利系統的基層管道，角色微妙。
70年代在香港湧現的壓力團體如公屋政策評議會、社區組織協會、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多為基層公眾爭取利益，不單爭取公眾利益，更為爭取開放政制的主要力量，在80年代初期，多數壓力團體對主權不表態，於1982年至1986年間，一批政論團體突然湧現，如民主民生協進會、新香港學會、太平山學會、匯點等，1991年立法院開放直選議席，「匯點」與「港同盟」合併為民主黨，然政黨進行社區動員的方式不同於壓力團體，有研究指出，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中，房屋運動的請願示威活動次數增加，但實際捲入的參與人數卻減少，相較之下，70、80年代初壓力團體的動員手法，更強調居民的參與，形式也更多樣。
溫和，才走得下去？
80年代壓力團體與政黨的共生關係，壓力團體漸漸對政黨政治產生懷疑，因此到了90年代更多壓力團體有意識地與政黨保持距離。殖民政府的開放、低度干擾，只要在政府容忍的範圍內，皆可免受政府干預。依據2000年的調查，約有1/5的民間組織在1945年以前成立，民間組織在戰後至90年代間的數量呈平均成長，顯示香港過去並沒有特定的壓抑時期，或者由地下活動彈出的狀況。
此外，民間組織在不同歷史背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60年代以前大多數民間團體包括慈善團體、街坊組織和同鄉會，60年代中葉起，極少數民間組織開始動員民眾，拓展政治參與的空間，而70至80年代，當香港新生代逐漸把「難民社會」變成他們土生土長的家，香港賽馬會信託基金由1980年代開始，香港社福界參與海外活動及考察亦愈漸頻繁，80年代中期 ，社聯與內地民政系統展開正式交流，香港社福界逐漸打開視野，關注國際間的社會需求。同時，愈來愈多民間組織開始參與反政府活動，然而大部分民間組織的規模都相對地小，特別是處於反對位置的民間團體往往只有低度的民眾組織能力。
香港民間組織的意識形態傾向溫和，另香港公民社會與政府有極大的合作空間，當部分民間組織長期被政府吸納時，另一些堅持在建制外發展，形成一種「雙層結構」，香港政府對民間組織採取選擇性的包容策略，在建制內預留位置給友好的民間組織，但卻將活躍的反對團體排除在「行政吸納」之外。
今日
外國傳教組織和本地華人社團早在殖民地成立初期積極參與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服務，今日非營利組織在香港經營64%的幼稚園、83%的小學、68%的中學、100%的特殊學校、七成的社會服務和超過1000間醫院和健康中心。
香港的第三部門組織多達9,300個，僱員約25萬人，佔勞動人口的7.9%，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以慈善或社會服務為宗旨，活動以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為主，而地區組織(如業主會、互助委員會)、行業組織和宗教組織亦相當重要，壓力團體和政治組織只佔1.35%。估計第三部門動員的義工人數近55萬人次，佔總人口的8.2%。
參照過以上資料後，我更可以理解今日香港NGOs的狀態，這個社會的慈善、互助事業因應她歷經戰亂、殖民而淵源已久，政府也一直以夥伴關係拉攏大部分的民間組織，香港社會在長期的資源競爭下，普羅大眾為養家糊口庸庸碌碌、努力晉升社會上層，小部分的社會菁英(甚至是白種人)帶領整體社會的品味、價值觀走向中國、全球化的陣營，媒體霸權壓倒民眾的獨立思考能力，下一步該怎麼走？
「八十後運動」刷亮了香港人的眼，當權者沒想過現在的街頭運動是白領階級下班後領帶都還沒脫下就跳上街頭，當團體組織擴大到某個程度之後，勢必面臨內部資源的分配問題，如何有效整合資源、反身思考、選擇立場、採取行動，這對個人、研究者、運動者或許不難實踐，當群體壯大至數十人、上百人時，考驗的是集體的信念、還有那清醒的腦袋。
圖2 2009年12月18日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申請時，逾千人圍堵立法會。
出處：太陽報資料圖片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00107/00405_001.html
Note:
什麼是壓力團體？
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泛指一些促進集體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的組織，如商會、工會、專業團體合居民權利組織，都是利益團體的代表。利益團體不直接掌握政府的權力，但在政策決定過程中公開或私下向政府施壓，以爭取特定群體的利益，故亦為部分學者稱為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特別是在政府與財團靠攏的社會環境下，公開批評政府的壓力團體，其功能正是要平衡談派桌下看不見的協商與利益輸送，透過這樣的角力，我們才有辦法檢驗政府的決策是否合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部分利益團體在專業、學理上使用的語言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相差太大，因此壓力團體往往是「倡議性組織(Advocacy groups)」或「社會組織運動(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肩負起社會轉變的推手。近年來較常以非政府組織(NGOs)代表廣義的團體組織。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