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死亡的權利

文:蘇盈如

文章開始前，先提最近發生在周遭的事件。組織裡倡議婦女產權利(Reproductive Rights Initiative)的律師，突然接到電話，得知一年前被醫院拒絕接受而被迫在樹下生產的案主，因難產而死亡。一個倡議生產權益的律師團隊，卻無法在第一時間實際保障案主的生產安全。面對案主的死亡，該團隊受到很大的衝擊、悲慟跟士氣打擊。

一位婦產科醫師友人表示，一般人在沒有相關知識的前提下，很容易忽略生產其實是相當危險的醫療過程。即使在國際上，婦女生產權利是近年來被討論的新興議題。根據1994年在開羅舉行的人口與發展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擬訂不具有強制性的行動計畫(Cairo Program of Action)，裡面對於生育權利的定義如下：「所有配偶及個人有權利自由且負責任的決定：他們小孩的數量、賦予給小孩的空間以及擁有小孩的時機。他們應該要有足夠的資訊跟方式去執行上述權利。他們有權利在生殖與生產上，獲得最高品質的健康條件。….」。

原則上，這個概念保障婦女對於自身身體的掌控權利，讓婦女有權利選擇自身生產的方式與時機，尤其保障生產時相關的營養、公共衛生與醫療設備。在公衛及醫療體系完善的社會裡面，這項權利並不難執行，只要醫院確實盡到知情同意的責任，婦女的確可以掌握自身生產條件與方式。然而，在低度發展的貧窮社會裡面，婦女無法選擇生產的時機與條件。這項權利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這項權利需要被發現，並且用盡力氣去爭取。理由除了一般醫療水平本身即難以保障生產安全外，在健康議題的發展計畫下，這項積累已久的問題，卻因為存在私領域，而缺乏足夠資源，缺乏具有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而難以被具體且有效益的實踐。

獲知這項消息以後，律師團隊趕往現場，協助在母體才七個月就出生的不足月女嬰獲得醫療照顧，並且幫忙妥善安置母親遺體。然而，醫院及警察單位，這些視人命如草芥的官僚機制，卻百般刁難與踢皮球，除了漠視，甚至責怪、恐嚇家屬。律師表示他不敢想像如果他們不在，看起來沒錢沒勢的家屬及小女嬰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我希望一位死於生產、死於貧窮的婦女能夠被看見。一般人很難想像，每一次生產對於婦女而言都是生死交關的賭博，而多數時間她們沒有選擇。

其次，由於這是我第一篇報告，分享近一個月來對於敝組織HRLN的觀察。

這是個由律師主導的組織。以柯桑為頭，他的立場鮮明，而手段強勢—透過法律途徑進行社會改革。比方說，他對世界是好奇的，但他的好奇在於策略性的問題並帶社會批判立場。我預測他只相信法則(rule)。先釐清法則不必然是法律，我相信他認為許多現行法律及社會運作原則不是正確的法則。但是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法則。他相信社會透過慢慢的修正， 其運作可以更貼近正確的法則。他告訴自己能夠使社會改善的方式、也是他所擁有反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官司、官司、官司!訴訟的成功，可以算是一次對於改革的肯定，以及此判例帶給後人的持續改革力量。事實上，人權鬥士大抵上都有，本身是正義的化身或正義在我心的現象。

然而，我很好奇敝組織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的「社會工作」在哪裡，顯然相當異於台灣民間團體對於社會工作的定義，這裡的社會工作者並不實際輔導個案。他們做的比較貼近社會行動，而非實際執行社會福利或社區計畫。社會工作者在這裡的唯一價值，就是發現案例、發展議題。這點是跟BGVS截然不同的地方。

並不是所有在人權組織工作的人，都充滿著對人權的信念與熱情。很多時候，實際的職場條件，讓人們只是像公務員一樣，等著下班也不想惹事。

最後，報告近期內進行的工作內容。我進來以後，隸屬於婦女權利倡議(Women’s Rights Initiative)部門，除了家庭暴力，該部門主要發展下列三項議題：對於同村莊同種性內通婚卻被強制離婚甚至虐待的事件(屬於國際社會Honor Killing的範疇)；婦女(通常是寡婦)被指責為女巫而被剝奪家產甚至虐待的事件；以及女性移工在南印工作與生活水準不佳的事件。幾經嘗試，發現自己難以針對上述議題貢獻力量。目前除了針對即將來臨，二月份將在孟買舉行的家庭暴力研討會收集國際法例的資料外，同時執行婦女權利部門與反人口販運部門(Anti-trafficking Initiative)共同合作的年度計畫，內容為檢視收容人口販運被害者的全國性官方計畫，也就是由政府推行的Ujjwala 與Swadhar方案，透過訪談相關單位，了解實際執行成效。

先賣個關子，有機會再介紹官方版的兩個方案，及印度人口販運至性剝削的狀況。

尾聲，表達對於Jolly、子哲及其他BGVS夥伴的感謝。很多時候，人真的是要透過討論、陪伴甚至互吐苦水，才有生存與行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