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丹祺
“…對於歐美等發達國家而言，氣候變化是個環境問題；對於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而言，氣候變化是個經濟發展與扶貧脫貧問題；對於身處太平洋與印度洋等大洋上的島嶼國家而言，氣候變化是一個生存問題。”[1]
氣候變化是綠色和平今年(2009)投入最多資源的議題。在中國分部，不缺席每次協商會議，以”觀察員”的身分追蹤局勢；春天開始”I Care”網路公眾參與項目，主打”環境議題+中國責任”的論述；在”氣候變化中國行”見證之旅中，插入生態脆弱區(中國與小島國家兼有)的”存亡交關”呼籲；與樂施會(Oxfam)聯合發布報告，觸及扶貧與發展的議題；另外有一組同事，研究並推動清潔能源的政策、遠景。
儘管如此，甫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給我的感覺僅是政治謀略與媒體話語權(discourse)的諜對諜，被篩去的”環境、正義”層面，只在吐瓦魯的”憤而休會與NGO相繼聲援”，以及馬爾地夫總統的”與會持久戰”中驚鴻一瞥。[2]
為何僅是政治謀略與媒體話語權的諜對諜？
“…However, two things caught China by surprise. First was the cry of the most vulner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China t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All of a sudden, the hat of "developing country" was no longer such a convenient fit. Second, China was beaten by the US negotiation strategy.”[3]
“…總之，需要把問題加諸在對手的身上，這樣潘基文就不會只是泛泛地說大家都要努力，中國也同樣了。潘基文有可能說希望美國更加怎樣做等，這樣明天新聞的標題很可能就是“潘基文希望美國做更多”而不是“潘基文希望中國做更多”了。”[4]
原先壁壘分明的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集團，為了”分頭擊破”之需，以及因應”被擊破”之慮，被進一步分化、或自行結合成更小的陣營，此間，中國是焦點，也是靶心。坐穩”發展中國家”領頭羊的角色，讓中國不受”強制減排措施”的限定，在經濟發展保留斡旋的空間，另一方面，佔據道德高度，制衡並要求美國、歐盟等已開發國家承諾更多。此一利基也是擊破點，是領頭羊或替罪羊在一線之間。
儘管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十天就宣佈2020年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獲得的評價勝過美國與歐盟的減排數字；儘管中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每天開記者會回應問題，最後還是擋不住美國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 and framing)的攻勢，在”資金運用透明度”與”減排底限”的質問上敗下陣來。
更甚者，12月17日晚間，由28國代表推出的協議文生成背景為何？中國為何僅派部長參加？更戲劇化的是，18日各國首腦演說前為何還有中、印、巴西、南非的四國會議？美國總統Obama如何”闖進”此會議？後來，這五國會議討論出的文本，在爭議聲中定為”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竟成為這羅生門中僅存的成果！
看看中外媒體對會議最後兩三天的報導[5]，對於上述問題的解釋，各說各話的程度使我感到異常拉扯。身在現場的同事，儘管寫下細緻的紀錄與觀察，也只能讓霧裡看花的我，戴上一副度數不足的眼鏡。
就成果來說，哥本哈根會議失敗了；對於中國來說，更是在國際談判、媒體運用的戰場上敗下陣來。過去的兩、三個星期，每天一、二十篇的即時報導、外媒評論，讓我淺嚐談判角力之激烈、政治傳播的詭譎。
Note:
[1]: 引自﹝哈姆雷特的氣候生存法則﹞，王曉軍，《外灘畫報》A22，20091224。
[2]: 會議最後兩天的詳實紀錄，推薦閱讀﹝哥本哈根潰敗記錄—我所知道的真相﹞，李雁
[3]: 引自﹝China ended up as a useful scapegoat﹞，Ailun Yang
[4]: 引自﹝央視記者需要培訓﹞，劉立燦
[5]: 關於”各說各話”，請參考﹝溫家寶總理出席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紀實﹞、﹝哥本哈根：“鴻門宴”草草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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