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中麒
10月28日 星期二
Focus的計畫中，有一項是建立不同國家與社群彼此間的commons。它們透過許多的campaign、工作坊來完成commons的建立。其實，建立commons，也出現在focus內部。內部的commons之建立，由揭露彼此政治態度與人道精神開始。如何揭露彼此政治態度與人道精神？自我介紹是一個方式。
經過近一個半月的觀察「實習」，中國計畫研究專員終於在昨天跟我和另一位成員開會討論中國計畫的內容。有意思的是，昨天的會議，花了約三小時在自我介紹。中國計畫成員有三位，一位菲律賓籍的資深研究專員、一位中國籍的研究員，以及我，來自台灣的訪問研究員。依照研究專員的看法，我們三人是一個team，而我們又在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組織工作，所以，我們需要了解彼此的政治立場，以及什麼樣的經驗造成這樣的立場等等。用比較學術的辭彙，就是我們需要了解彼此過去的生命經驗，以及這樣的生命經驗對我們所形成的影響為何，以及如何指引我們邁向未來。這樣，我們才知道如何合作、互動，甚至進一步建立彼此的solidarity。
所以，為了解彼此，我們各自花了約40分鐘自我介紹。從兒時的經驗、家庭背景到社團經驗、社運經驗等。由於Focus是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組織，並且與國家機器處於對立面，因此，我們的自我介紹多半圍繞在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上。理由很簡單，對國家機器的認知與態度，不僅影響我們的社會參與程度，也決定了我們日後的政治立場。每個人講述完自己與國家機器的「愛恨情仇」關係後，另外兩人則針對他們所不了解或有疑惑的部分提出問題，以進一步澄清可能的誤解。這種自我介紹方式，是過去不曾有過的經驗。以往，自我介紹，通常是以「某個活動」為主軸來介紹自己。比方說，應徵某個工作的自我介紹，主題是過去的工作經驗如何有利於自己在這份工作上的表現；如果是入學考所需要的自我介紹，主題則是自己的學術經驗，以及自己對學術的看法。在自我介紹中，清楚地自我剖析生命經驗對於政治立場的形成，這是第一遭。
台灣的社會是一個相當政治化的社會。藍綠、統獨等，幾乎將台灣分割成兩個社會。或許因為如此，政治立場，對相當多台灣人來說，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之所以敏感，不是因為不能提或不可告人，或可能遭到政治迫害。而是，媒體、政治人物乃至一般大眾似乎已經習慣用藍綠或統獨的簡單二分法將人定位。在此情形下，理性地將個人政治立場與其他生活領域區分，愈來愈難。某人一旦被此簡單二分法定位，她/他的人際關係與其他生活領域也通常會被隨之定位，或著，被限縮。因此，許多台灣人僅可能避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
Focus是一個國際的倡議型NGO。工作夥伴來自泰國、印度、菲律賓與中國，辦公室則分別設於曼谷、孟買與馬尼拉。因此，台灣脈絡下的藍綠或統獨二分，Focus並不在乎。他們在乎的是，所有夥伴之間的一種共同性。這種共同性，是工作夥伴面對國家機器、資本主義或強勢群體時所應抱持的人道精神與政治態度。對他們來說，這種人道精神與政治態度，需要被清楚地表明，以讓彼此可以無礙地相互理解與合作。基本上，這種共同性，存在於大部分從事NGO工作或社會運動的人之中。因為，NGO工作者或社運人士，通常以批判或挑戰的態度來面對國家機器、資本主義或強勢階級。這種共同性，在Focus辦公室的幾個研究專員之間表現得相當明顯。當然，每一種政治態度都不會憑空出現；任何政治態度都誕生於個人所處的文化之中，也受到個人的文化脈絡所影響。不過，扣除掉文化差異，這種共同性，卻可以成為一種抽象性的符號網絡，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作夥伴，在這個由此共同性所構築成的網絡中了解彼此的行為、言語、並了解如何在某個專案上彼此支援與合作。
透過自我剖析以清楚表明自己的共同性，在Focus這類國際型的NGO中，是有用的。或許，也是必要的。畢竟，來自不同文化與國家的成員，都是獨立的個體。成長於不同文化，可能讓彼此間因為文化差異而造成緊張的關係甚至衝突。透過揭露此種人道精神與政治態度，不僅讓大家得以在共同性上合作，也能建立彼此間的solidarity。
理論上，這種自我介紹的方式，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的市民社會組織，包括台灣。畢竟，挑戰國家機器、資本主義或強勢階級的政治態度，存在於大部分NGO工作者或社運人士之中。台灣的NGO工作者或社運人士當然也包括其中。遺憾的是，在台灣，根據個人經驗，統獨或藍綠往往凌駕這種共同性，而影響個人所採取的策略以及NGO彼此間的合作可能性，甚至決定某個NGO的人道立場。換句話說，他們的人道立場或政治態度，不是立基於挑戰國家機器、資本主義或強勢階級的共同性，而是取決於其統獨立場。舉例來說，我曾短暫地參與兩個原住民運動團體：A工作隊與B協會。如果具有共同性，這兩個組織應該可以合作共同對抗國家機器。遺憾的是，這兩個組織各自以統獨立場決定彼此的策略選擇。再如，2007年緬甸遭遇颶風襲擊，中國四川則發生嚴重地震，兩地都需要大規模捐款。大部分台灣人捐款予四川震災，僅有少部分捐予緬甸風災。一個致力緬甸民主的組織舉辦系列活動，以籌募支援緬甸，在一次募款策略會議中，該組織成員，就於會議中不平地罵到：中國人的命是命，緬甸人的命就不是命？中國有幾千顆飛彈對準我們，我們為什麼還要捐錢給這種國家？緬甸人的命是命，中國人的命也是命。中國有幾千顆飛彈對準我們，所以，我們要反對中國的武力併吞。可是，這不意味我們可以坐視中國人受災而不協助。的確，中國的平民也支持中國動用武力攻打台灣，只要台灣宣布獨立，然而，這也不代表我們可以置四川震災於不理。戰爭期間，交戰國都必須善待戰俘，即使雙方是戰場上的敵人，更何況兩岸尚未交戰。資源的確有限，但募款行動不是零和的行動。我們不應該讓這種簡單的非理性二分法凌駕NGO工作者或社運人士的共同性，更不應該讓這種二分法決定我們對弱勢者的態度。
當然，或許個人有限的經驗無法普同化。不過，這種情形的確存在於台灣的NGO之中：不以議題論議題，而以藍綠或統獨此一簡單的二分法決定個人對議題的態度與看法。如果NGO工作者或社運人士，無法跳脫這種二分法，那麼，存在於NGO工作者或社運人士之間的共同性，就無法建立。台灣的NGO工作者與社運人士也終將無法以此共同性與國際NGO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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