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 Community Back In

2009年10月14日

趙中麒

今天上午參加一個工作坊。是由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菲律賓與印度辦公室共同主辦。工作坊的名字是Municipal Services Project: A Regional Validation Workshop on Alternatives to Commercialized Services in the Health, Power, and Water Sectors。從工作坊的名字來看，應該是討論亞洲地區的健康、電力與水利服務的私有化，以及找出除了私有化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不過，事實上，這是一個類似計畫討論會的工作坊。菲律賓與印度的辦公室，共同著手草擬印度、菲律賓與中國的市政服務研究計畫。希望透過對這三個國家健康照護、電力與水利的私有化之原因與過程的研究，找出不同的服務提供方案。計畫撰寫人，則在此工作坊中提出預計採用的研究方式與對象，聽取意見與批評，並回應。

私有化，已經瀰漫在政府的公眾服務項目。在菲律賓、印度與泰國等國家，健康照護、水利與電力等，原來屬於政府對市民的義務。可是，隨著企業的進駐，使得這些原本應該由市民免費使用，或用最少花費即可享有的公共服務，變成一種需要用錢購買的商品。當這些服務由政府提供時，市民的確可以用較少的成本使用。只是，當政府獨占這些服務時，因為缺乏競爭，使得服務效率與改革成為具文。因此，才會引進企業，希望企業利用市場的競爭原理，提供市民更好與更有效率的服務。企業講究效率與服務精神。引進企業，將公共服務私有化，理論上，的確可以提升這些公共服務的品質。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以泰國為例，私人醫院的確可以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與藥物。即使是公立醫院，自費者所能使用的藥物也比較好。問題也在此。原本屬於公共的服務，應該讓所有人都有能力使用。現在，卻將此服務分級，有錢者，得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務，窮困者，則只能享有基本的服務。於是，透過私有化，政府成為擴大階級鴻溝的推手。

因此，在工作坊中，與會者一致批評私有化。可是，當初促成私有化的「原因」，並未在部分服務私有化之後，就在政府部門中消失。效率不彰、服務品質低下等，在尚未私有化的部門中，仍是最為人詬病之處。因此，與會者認為，或許應該從改變「私有化」著手。亦即，如果要透過企業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將公共服務轉化為帶有階級傾向的商品，不如將這些公共服務回歸社群（community）。讓社群也能參與甚至主導這類公共服務的提供、規劃與設置等。

不知道從何時，回歸社群或將社群引入（bring community back in）成為另類發展或反思全球化的主流論述與思維。由於沒有針對這種思維的出現與發展進行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論斷。不過，我相信，這種思維，應學自原住民運動。原住民堅持，對原住民居住地的自然資源管理，不能獨厚國家，原住民的主體地位需納入。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與資本主義已成為無法分割的一體，而有國家資本主義一詞。因此，由國家完全主導自然資源的管理，等同放任資本主義管理自然資源。由於利潤是資本主義的關注點，故而利潤將會成為其思考自然資源時的基礎。相對地，因其傳統的「社群主義」以及所謂的「傳統生態智慧」，在管理自然資源時，將原住民社群納入，讓其有機會參與、甚至主導自然資源的管理，將有助於自然資源管理的效率，且兼顧原住民社群的生計。

在這個基礎上，管理某個事務，將不僅是公共的，也是社群的。讓管理與社群在某個程度上結合。如果社群代表一種有機的生命體，意味一種道德的群體，與其結合的管理，也因為社群的被引入，而成為有機的與道德的。

這種模式，在規範層次上，相當有力道。然而，在實踐層次上，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了。首先，這個模式假定每個社群必然是一個有機的、道德的整體。在其中，有種集體的力量足以指導甚或規範社群成員的行動，而社群必定對於如何管理有某種共識。此外，這種說法，也假設「社群」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壞處，而所進行的任何管理，都具有道德性，而得以成為某種可被接受的alternative。事實上，這種預設，不是沒有問題。

以水力發電來說，小型水力發電設備，已經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貧窮村落獲取電力的主要途徑之一。假設，某個主要河流兩旁各有數條支流，在支流附近的社群各自建立小型水力發電設備。所有的小型水力發電設施的建立與管理，都經由支流附近的社群充分參與及討論而完成。從bring community back in的角度來看，是一種很好的管理模式；從環保的角度而言，這種方式可以避免大型水力電廠截斷河流所可能造成的環境破壞；從反全球化的視角著手，社區自行管理的小型水力發電廠，避免了資本家的介入。不過，在理想的背後，有些事情卻不是那麼理想化。9月30日，Focus與其他亞洲NGO合作，在曼谷舉行氣候變遷的系列活動。有一場會議是關於水力與電力發電的另類方式（Conference on Water and Power Alternative），在會場中，就有人表示，印度的小型水力發電設備，其總數對河流生態所造成的影響，不亞於一座中型的水力發電廠。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仍然認為，以社群為基礎的小型水力發電廠是可取的？在會場中，沒有人對這個問題有任何回應。

沒有人回應，可以預期。因為，在尋找alternative的過程中，bring community back in似乎已成為一種主流論述，或一種顯學。這種顯學，固然有許多成功的例子，但也有許多失敗的例子。遺憾的是，當某種觀點成為主流的論述，或顯學之後，就會帶有某種政治正確性。使得大家不斷地放大community的重要性，卻不提community的問題。

今天的工作坊，參與者多是來自菲律賓、印尼與印度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員。或許因為與會者多了些學術或科學背景，因此，他們沒有迴避這種矛盾的困境。會場中，便有人提到，當初造成公共服務私有化的「原因」，並沒有在私有化之後消失。也就是，公部門的效率、貪污以及浪費資源等問題，仍然存在。因此，期待國家主導公共服務的管理，不切實際。而在許多所謂的落後地區，社群的凝聚力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高，加上經濟困境，要這些社群投入公共服務的管理，除非有經濟誘因，否則恐怕難以達成。一旦有經濟誘因，難保不是另一種私有化。所以，如何bring community back in，還需要多點時間進行研究。這種意見，算是相當中肯。

比較有意思的是，可能也是因為參與者多有學術訓練背景，因此，提問交流時，很多人詢問方法論的問題。包括如何定義個案、如何選定個案、訪談如何進行、是否要理論化以擴展研究成果的適用性等等。甚至出現方法論的辯論。逼得最先提出方法論問題的一位與會者忙著澄清自己不是methodical fundamentalist。一個NGO工作者關於如何bring community back in的工作坊，卻出現了方法論的辯論，倒是讓人感到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