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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5日 星期二

結盟的政治與遊說


文:楊雅祺

在ARENA半年的工作到五月結束,在接近尾聲的時候決定續約半年,因為在規律的生活中似乎找到了新的觀察點和更深入體驗的可能。半年來,我變得越來越沉默,因為覺得自己學到東西的同時也知道自己所知甚少,因為在開會或是與其他組織討論專案的過程中,總是看見實際需要被做的那些種種瑣事之外,更有趣、更讓人急欲了解的那些沒有被訴說或隱而不顯的部分。因此我絲毫沒有覺得在ARENA狀況不佳之時進入這個機構是一種損失。

半年似乎可以作為一個逗號,因此這個月的報告,我想寫寫一些零零總總的心得,關於那些驚鴻一瞥或隱而不顯的感覺。

還記得去年在浩然培訓課程的某一堂課,提到社會運動中四種不同的角色,雖然現在印象已經有點模糊,但我記得大致可以分成:公民、反抗者、中介倡導者、制度面改革者等等…後來我到韓國以後,不管是經歷在ARENA或是在其他組織或事件的時候,我都常常想到那天培訓時候大家各選一個角色各據一方的遊戲。當時的我毫不猶豫的選擇公民的角色,因為我相信公民代表一種來自一般人的力量,即使我是個一般人,只要連我這樣的一般人都成為運動的一部分,這一切就有改變的可能(就像《自由大道》這部電影裡同志平權鬥士哈維米克說:「我不是候選人,我是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運動本身才是候選人」)。我記得這一堂課的重點是,每個運動都需要有這四種不同的角色,才能夠推進。

對我而言,了解自己的定位和動機是必要的,個人要能夠了解自己的動機,並與組織結盟;組織本身也要了解自身在運動裡的定位和動機,與其他組織結盟。一個NGO組織裡面,因為個人的動機和選擇不同,經常會收納很多選擇不同角色的人,但這些角色有時候在觀念上、採取路線上彼此衝突,實際共事時也會有些落差,或許這就是某些NGO在管理上的一大難題;此外,許多NGO在經營上又很希望打破商業組織的邏輯,不想要以階層式的管理方式或是能力取向來對待人,但非制度化的組織,其實更仰賴人與人之間的尊重,有時表面上沒有階層的組織,其中的政治遊戲更加複雜難解,於是我經常覺得除了制度層面的去階層化,人心裡發出的那種權力慾望或階層的眼光更是應該除去,這才是運動的重心,運動或組織也才能不斷面對來自自身的反思。

在浩然的計劃裡認識的許多朋友是在各種運動領域深耕多年的人,在韓國遇到的共事的團體也一樣,身為一個不太進入運動者認同的人,我很常自問我和這些人之間的差異,但同時,我也自問著我與其他完全不考慮以任何形式進入社會運動或不認同我們的人之間的差異。人與人之間對差異的敏感度與尊重,我一直覺得是NGO或是社運需要隨時警惕的部分,有時候太習慣的待在某些社會網絡之中,有時會把自己的想法太過理所當然化,甚至無意間強加在他人身上,任意形成我群的想像,忽略個體之間動機或信念的差異。當我們著手做著和平建構、反種族主義等等的專案,了解成員內部的差異與共識是很需要的步驟,否則我經常想著我們連願意來參與NGO工作的人都說服不了,那我們能夠說服得了誰?如果我們連這一點些微差異的文化敏感度都沒有,怎麼在差異更大的文化之間扮演溝通的橋樑?

另一方面的觀察和積累是關於政治的,在最後一次我參與的人權課裡,更清晰的被課堂討論挑起。那次討論的議題,是東協(ASEAN)的人權機制(AICHR — 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到底是寧缺勿濫(nothing is better),還是聊勝於無(better than nothing)。東協成立的時候,歐盟希望東協的綱領可以納入人權的條文,並且以經濟做為誘因,讓東協的綱領中加入的人權的宣示,東協並且成立了AICHR這個地區性的人權機制。影響與貢獻於AICHR的四方力量,除了東協,還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OHCHR —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來自學界的AICHR工作團隊(working group),以及來自市民社會的工作團隊SAPA(The Solidarity for Asian Peoples' Advocacies Task Force on ASEAN and Human Rights)。由於AICHR的成員大部分來自東協會員國裡各政府欽點的人物,來自市民社會的推薦多半未被採納,所以市民社會組成的SAPA就投注了很多心思給予AICHR批評。

人權課上的同學從亞洲各國前來,裡面也有一半的同學來自東協會員國,教授在同學報告之後提出到底有沒有AICHR比較好的問題,並請大家舉手表達意見,結果全班只有四人(包括教授和我)認為沒有比較好,其他人都覺得AICHR的存在是聊勝於無(大部分的同學表示,他們很直觀的認為這種人權機制有總比沒有好),於是我們展開積極的討論,在互相遊說之後重新表決,有六位同學從聊勝於無的陣營轉投無法決定、不表達意見。最後教授說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我們已經有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為何需要AICHR,他自己也參與SAPA的會議,深知整個亞洲區的NGO投入多少的心血在對抗這個不夠好(甚至是很糟糕)的AICHR,為了主流體制的政治語言和政治遊戲,NGO的人力和資源卻被分散和削弱,而且AICHR極可能成為東協遭受人權團體批評時名存實亡的擋箭牌。教授認為東協的發展就像是一輛行駛的車,東協坐了司機的位置就沾沾自喜,但其實最重要的角色都是不需要自己開車而是坐在後座的歐盟和美國,而副駕駛座則是在一旁觀望並且等著謀利的中日韓(東協加三)。從歐盟以package(錢)要求東協納入人權綱領的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東協這輛車要開向哪裡,絕對不完全是東協說了算。教授也說,NGO每天在討論與決策的,其實就是這樣與誰結盟、戰與不戰的議題,在有限的資源底下(有限的資源絕對是大部分NGO大同小異的困境),每一個決定都是政治的。

反觀ARENA,雖然我自己的專案比較不涉及ARENA本身的資源,但每次開會的時候,聽老闆和同事的討論,都逐漸了解他們各自堅持的立場與整件事情的脈絡,對於一個需要努力思考生存問題和定位的區域型組織如ARENA,我很幸運可以在此近距離觀察ARENA怎麼尋找到現在在哪裡?接下來要怎麼走?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的每一步,除了許多行政瑣事需要被執行之外,每一個決定都是政治的結盟,而且NGO仍然某種程度具有理想性,因此如何保有自己的路線又同時取得資源(或說犧牲某些不認同的部分為了資源),正是如何定位和選擇的問題。

政治其實是無法迴避的議題,不論從個人的層面到組織的層面皆同,之前的報告提到人權不可能在政治真空中產生,因為只要我們嘗試對現有的機制使力,我們就不得不進入這個遊戲之中。所以有時我總覺得不論在組織裡或是在一個社會當中,進入政治遊戲的過程能更透明一點、更大方一點,而不是一方善用其他名目包裝緣飾自己的政治企圖;另一方冷漠以對,充滿汙名或禁忌,這樣一來或許能夠更有助於他人檢視與討論。我與漢新大學合作的專案,負責人對我說她自己近期想要投入鼓勵韓國年輕世代正面迎向並參與政治的組織,我和她討論後覺得我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她對韓國的觀察有類似之處,台灣社會普遍對政治有狹隘的想像,好像政治就是政治人物或是政治利益,而觸碰政治就會「黑掉」,然而從個人、組織、到社會的事事物物,無一不政治,因此不培養政治敏感度反而是太過天真和自傲的表現,這是我這半年來體悟很深的一個面向。

p.s.這個月照片是有的,只是寫完以後發現照片完全不切題,放了好像有點唐突,考慮了一下還是nothing is better。如果是報告所需,稍後再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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